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人民是文藝之母。文學藝術的成長離不開人民的滋養，人民中有著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沛源泉。”民間文藝作為人民群眾創作的藝術形式，在我國歷史悠久。“五四”時期，民間文藝作為反抗腐朽封建文化的重要文化資源被發掘，并歷經左翼、蘇區及延安文藝工作者的努力，構建起通過民間形式和民間意象自覺地表達民間文化心理、觀念、情感和認知的現代文藝創作的民間立場。梳理現代文藝創作中民間立場的形成、嬗變、實踐過程及歷史經驗，重估文藝創作中民間立場的價值，不僅可以豐富當代文學創作的題材范疇與主題維度，更可以促使當代文藝工作者扎根人民、融入人民，“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
現代文藝“向民間去”的轉變
民間文化及對民間文化的書寫一直存在于中國文藝史中。19世紀末20世紀初，尋找到一種能夠對抗腐朽封建文化、建設新文藝的文化資源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當務之急，1918年開始的北大歌謠征集活動就是這一思潮下知識分子找到的重要突破口。
深入參與了這場活動的劉半農、周作人、胡適等，不僅充分肯定歌謠等民間文藝的歷史價值，表示“民眾的歌謠可以說是原始的又是不老的詩，并且是民族文學的初基”，還利用歌謠等民間藝術形式促進現代詩歌的創作、文藝語言的變革，推動各類文藝作品對諺語、神話故事等民間藝術元素的使用和對工農等底層群眾形象的書寫，將建設新文化的運動全面鋪開。
盡管如此，“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普遍對民間文藝的藝術價值還持懷疑態度——“久被蔑視的俗語，未經文藝上的運用，便缺乏了細膩的表現力”，該觀點的形成除了與當時民間文藝形式尚顯粗糙有關，還與其時知識分子對民眾、民間文化潛藏的精英立場密不可分，即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們”與民眾并不是一體的，詩歌等民間藝術形式是需要“我們”體察與同情的。而這也導致該時期文藝作品中雖然大量表現了底層民眾及其生活，但實質上多是知識分子拋開生活實踐展開的浪漫想象，社會影響比較有限。所以，“五四”時期擷取民間藝術的真正價值并不在于民間文藝或以此為基礎創作的現代文藝作品的藝術價值，而在于民間藝術的回歸引發的文藝創作風格和方向的轉變，如魯迅所言：“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的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
左翼文藝對底層的構想與書寫
隨著“五四”落潮，左翼文藝工作者希望用新的“革命的理論”開展“一種偉大的啟蒙”，以告別過去“淺薄的啟蒙”。而由底層民眾創造、描繪底層民眾及其生活的民間文藝被進一步挖掘、利用和書寫，成為左翼文藝工作者實現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轉變的重要資源。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左翼文藝工作者與民眾不斷融合。如何走向勞動大眾？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及中國共產黨早期政治理念影響，左翼文藝工作者通過觀察工農生活、參與工人運動等，逐漸對底層群眾及其生活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并開始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深入思考底層民眾苦難的原因。
這一思想狀態的轉變體現在文藝作品中，則是大量革命文藝作品的誕生。這些作品中夾雜著部分青年左翼文藝工作者的迷思，但大多是對底層民眾苦難生活的實錄和對他們處境的深層思考。這些作品雖敘述的重點和層次不同，但無不是將社會最底層的群眾作為文學表現的主體，并站在他們的立場發聲。不過，由于對革命本身缺乏深刻理解，當時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對底層民眾及其生活的書寫常停留于圖解意識形態、政治理念的層面。同時，由于傾向直抒胸臆地表達苦難，某些左翼文藝工作者放棄了藝術思想的自我表達和美學創造的個人追求，某些文藝作品多呈現出“無文”“無美”的特征。然而，左翼文藝工作者勇于走出亭子間、將作品寫在苦難中國大地上的實踐，卻探索出了文藝為人生、為藝術之外，為民眾、為社會的另一向度，其質樸的表達方式更展現出文藝對底層民眾的深切關懷，并至今啟迪著當代文藝對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書寫。
紅色基因植入民間文化
1932年后，左翼文藝逐漸退回文藝本身。但隨著代表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在蘇區開始局部執政及眾多左翼文化工作者陸續到達蘇區，左翼文藝通過塑造現代文藝創作的民間立場進而書寫革命文藝的探索在蘇區得到延續和發展。
在蘇區，中國共產黨將革命意識形態、革命生活等紅色基因嫁接于民間歌謠、戲劇等之中，并通過底層民眾的加工和表演，生成一種全新的、具有紅色意義的革命文藝。這一嘗試不僅促進了文藝走向大眾，更構建了一種新的文藝書寫和審美秩序。具體做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全面借鑒民間藝術元素。從語言到表演方式，蘇區的歌謠、戲劇等文藝作品中隨處可見對贛南采茶戲、東河戲、山歌小調等傳統民間藝術元素的改造和運用。在這一過程中，蘇區文藝工作者開始“用工農正確的敏銳的眼光去觀察各種事情”，文藝的審美開始貼近工農兵等底層群眾。其次是立體書寫底層群眾及其生活。蘇區各類文藝作品普遍以工農兵為主角，全面反映他們在反圍剿戰爭、經濟文化建設、家庭婚姻等多個方面的景況。同時，蘇區文藝作品中塑造的底層群眾形象大多豐富多樣、有血有肉。這些都展現了蘇區文藝對底層民眾及其生活書寫的廣度和深度。再次是實踐從啟蒙到同構的創作轉變。除部分文藝工作者的個人創造，大部分的蘇區文藝作品都是通過集體創作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底層群眾提高了積極性、貢獻了智慧。這不僅使蘇區文藝擺脫了五四運動以來“你啟我蒙”的創作模式，還促使底層群眾去構建屬于他們自身的文化體系。
在蘇區文藝事業中，知識分子仍發揮著主體作用，他們不僅是工農兵等底層文藝創作群體的引導者，還是蘇區文藝創作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和重要藝術成果的主創人。而這期間，底層民眾及其文化的全過程參與，也讓蘇區革命文藝逐步向覆蓋面更為廣泛的人民的文藝轉變。
工農兵方向的確立及當代文藝民間立場的拓展
如果說蘇區文藝通過對民間藝術資源的借鑒、底層民眾群體形象的重塑及吸收底層民眾參與文藝的書寫，進一步拓展了民間立場的敘事空間，實現了文藝走向大眾的理想，那么延安文藝通過對民間立場及大眾文藝實踐經驗的回顧和總結，則完成了以工農兵為中心的創作秩序的建立，實現了現代文藝創造方式的根本轉化。
由于逐漸成為革命圣地，延安不斷吸引著大量文藝工作者的到來，延安文藝創作也迎來繁榮。新的局面促使中國共產黨重新思考文藝的發展方向。確立民間立場和平民價值觀正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核心所在。并且，借助將文藝創作中的民間立場具體化為工農兵方向，這一構想被實現。這一轉化路徑主要有如下兩個：
首先是建立以工農兵為主體的文藝社團。在他們的文藝實踐中，無論是戲劇作品題材的選擇，還是表演方式的運用，完全從普通民眾的民間心理和審美習慣出發。經過改造，延安文藝社團呈現出“內容是革命的，來自現實生活；語言是大眾化的，群眾能聽懂；形式是民眾熟悉的，群眾喜歡看的”創作狀態，并涌現出大量具有較高文藝素養的工農兵工作者。
其次是推動知識分子的轉變。在延安，知識分子“要拜群眾為師，同他們交知心朋友，向他們恭恭敬敬地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為此，延安開展了多次知識分子下鄉運動，讓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打成一片，以此實現知識分子“無論在哪里，工農都應該是我們的文藝作品中的英雄，是描寫和閱讀的第一對象”的文藝創作立場的轉變。
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在延安確立之后，其蘊含的民間立場、管理模式等在新中國被延續，并成為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內核。同時，隨著改革開放后當代文藝的不斷發展，文藝創作的民間立場還涵蓋了對底層民眾個性和個體的關注、對地區和民族文藝創作的反思與重建等當代文藝創作“在地性”表達等意蘊。
因此，歷經百年演變的文藝創作的民間立場已不再只是一種創作取向，更是一種創作元素、價值觀念甚至文化符號在當代文藝創作廣泛吸納和踐行，并成為啟迪當代文藝工作者重新思考如何還原及適度表現真實的、豐富的人民生活，書寫出屬于新時代的人民詩篇的重要文藝思想。
作者：徐佳佳
來源：中國文化報2022年6月2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