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江大河》《山海情》等備受觀眾喜愛的影視劇先后播出，鄉土中國所蘊含的社會歷史實踐的豐富與厚重彰顯了巨大的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無論是農村基礎結構、農民價值觀的變化，還是國家政策語境下的新農村建設，特別是舉世矚目的脫貧成就，可以說都是千年未有之變。這樣的“新鄉土中國”，在城市化進程的時代洪流中不僅綻放著歷史理性的光輝，而且能夠通過以流行文化為底色的大眾藝術進行呈現，充分體現了鄉土文學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處的文化意義。
我們一般把興起于“五四”新文學時期、綿延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土文學創作，視為中國鄉土文學肇始。在這一時期，鄉土文學創作盡管藝術特征和審美價值各異，但成就了很多經典之作。周作人強調民族特色和地區差異；茅盾主張寫出“對命運的掙扎”；魯迅以流寓在外的知識分子視角，把鄉愁和關于現代性、國民性的思考交給鄉土文學來表達；沈從文則以“鄉下人”自居，呈現鄉村的溫暖和善良，等等。作家們對于土地的懷舊、依戀、審視甚至是批判構成了巨大的張力，他們筆下的鄉土既有溫情浪漫的田園、淳樸善良的人性美，也有麻木愚昧甚至是落后的思想痼疾，“五四”時期多元化的思潮激蕩出文學史上的輝煌成就，也映照出作家藝術家們對鄉土中國的回應和思索。
上世紀40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新中國成立，鄉土文學創作在作家的筆下煥發出新的活力。作家不再僅僅是鄉土的觀察者、感受者和評判者，而是置身于鄉土變革中的參與者，他們對鄉土的觀照從自在的文化形態變成自為的歷史過程，他們在鄉土劇變中產生了認識世界、解釋世界、改變世界的動機，同時他們完全沒有停留在思想上，而是用文學的方式成為“行動者”。《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張裕民、程仁，《暴風驟雨》中的趙玉林、郭全海等農民形象的出現，以及他們不斷覺悟和成長的歷程，已經超越了簡單的人物生存狀態，而是成為作家與時代的紐帶，與歷史發展趨勢形成了共振、共鳴。
改革開放以后，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新時期農村土地政策的一項重大變革，經濟發展、對外開放和思想日益多元使鄉土文學敘事呈現出新的特征。鄉土文學不僅能夠觀察具體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開始把審美焦點投向了人的思想、人的尊嚴、人的生存意義。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賈平凹的“商州系列”等新時期的鄉土小說更專注于個體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專注于人的情感歷程和人性內涵的豐富性，寫作視角也轉向人的精神層面和主體性探究，作家們用文學的方式實踐著他們對現實、對歷史進行思考的責任。
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為鄉土文學帶來了一些誤解，有人認為鄉土文學會萎縮，鄉土題材作品也會逐漸被替代。事實上，鄉土文學之所以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潮，是因為它從“五四”開始直至脫貧攻堅的當下，始終關注著人的解放，關注著如何解決人的物質貧困和精神貧瘠的問題。在當今社會迅猛發展、日新月異的大時代，鄉土文學所蘊藏的思想動力和文化景觀，以及它在流行文化中形成的投射都是中國鄉土文學在新時代的流變。事實上，近年來鄉村發展早已經突破了科學種田、進城務工、鄉鎮企業發展等傳統書寫，土地流轉政策、基層黨組織建設、鄉村生態保護以及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等都成為當下反映農村社會新氣象的時代切口，而擁有了IP轉化引擎的網絡文學經過20余年的發展和沉淀，成為反映社會生活更加便捷、題材種類更加豐富、傳播形態更加多樣的文學類型。越來越多的創作者著眼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時代大勢，關注農民對價值理想的選擇和實現，用真實靈動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為新時代鄉土精神和農民品格賦義，《馬向陽下鄉記》《最美的鄉村》等取材農村的熱播劇，既反映市場和觀眾對鄉村題材的需求，也為當代鄉土題材文藝創作實踐積累了經驗。
在后現代文化和青年亞文化的背景下，鄉土題材作為現實主義創作轉向的重要表征也展現出新的趨勢，書寫當代農民自身的情感渴望、價值訴求和生活愿景，描述鄉土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化進程，探索流行文化樣式與鄉土題材創作的融合成為創作者無法回避的課題。反映青年人到山村支教的《明月度關山》《大山里的青春》，講述土地流轉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呈現回鄉創業、養豬致富的《又見炊煙起》等作品不再拘泥于十幾年前、幾十年前某些“臉譜化”扁形人物的刻板表達，捕捉了中國鄉村所蘊含的獨特情感和審美特征，以充沛的理想、質樸的情感得到了讀者認可，《大江東去》等作品成為網文IP轉化的優質樣本，不僅全景式地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產生的巨變，更展示了鄉土文化語境中的城市發展，為中國文學關于“城與鄉”的表達賦予了時代意義和歷史特征。同時，網絡文學走過聚焦玄幻、都市、穿越等題材的初級階段后，其自身也在題材上探索著抵抗同質化、套路化的路徑，而鄉土文學彰顯出思想和故事的獨特魅力，為網絡文學題材的優化貢獻了重要力量，也在產業意義上提供了新的增長點。
作者：王文靜
來源：中國文化報2022年9月2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