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17年后，傅才武教授的著作《近代化進程中的漢口文化娛樂業（1861—1949）》經大幅增訂后由西苑出版社于2022年11月再版。本書在描繪晚清民國約90年開埠城市漢口文化娛樂市場近代轉型過程的基礎上，闡釋了后發國家文化現代化進程的一般特征，從而從一個近代城市案例的層面上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文化路徑。
本書是按照文化社會學研究的規范框架——背景研究、過程描述、結果討論三大模塊進行邏輯展開，共分為導論、正文、余論八章。正文部分包括“漢口的興起與江漢平原文化藝術發展格局的裂變”“步入大眾文化娛樂多元化時代”“民眾樂園與近代娛樂業的曲折發展”“現代規訓技術在文化娛樂市場的運用與成效”“漢口文化娛樂業的近代轉型”“近代都市公共文化領域的成長與社會轉型”等內容討論，對近代漢口城市文化空間的價值內涵進行了全面探究，深入挖掘了漢口文化娛樂業發展對于漢口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影響，描繪出近代中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軌跡。
據我個人所知，促使作者進行修訂再版的動因，源于作者長期進行文化政策研究所產生的理論需求，出于對文化政策邏輯進行回溯的需要。2016年至2017年，作者帶領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團隊，承擔了原文化部、財政部“拉動城鄉居民文化消費（武昌）試點”課題。在促進文化消費的社會調查和政策設計中，切身體會到蘊藏在普羅大眾文化生活方式中的共同體力量。這一期間，作者帶領課題組到政府文化部門和省市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及書店、劇團、影劇院、演藝集團等文化企業調研座談，對居民進行問卷調查。作者發現，正是政府文化部門、文化機構所提供文化產品、文化活動和組織以及傳播渠道等，與居民的文化消費意愿相結合，構筑了武漢這座超大城市的日常生活樣態和生生不息的活力，城市的文化生產和消費的大循環作為城市的符號和價值再生產系統，把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連接起來，形成了城市穩定的發展方向。武漢市被譽為中國最有生活氣息的市民城市，就得益于重商務實的經濟生活方式和任達奔放的文化生活方式。作者認為，城市文化娛樂業對于城市空間的意義，在于建立支撐地方認同的意義系統，建立起文化與城市之間的相互促進機制。由此反觀，作者發現10多年前出版的《現代化進程中的漢口文化娛樂業（1861—1949）》存在歷史縱向觀照上的闡釋力不足。于是，從2018年開始，著手修訂本書，歷時兩年有余，修訂和增加了“新式劇場對優化城市文化空間的作用”“娛樂市場變遷遵循‘四技術階梯’邏輯”“民眾樂園：近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間的結構與表征”“規訓和懲罰技術體系中對話機制的初試”等內容，使全書從30多萬字增加到50多萬字，特別是增加了第六章第四節“‘擬鏡’：一種關于文化啟蒙理論的解釋框架”，對于漢口近代文化娛樂業在推進國家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作用給予了理論定位，這些都是原書所沒有的思想深度。意大利史學理論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正是當代文化生活場景與歷史情境的內在邏輯關聯，引發作者對這一問題的深化和精思。
在我看來，本書的主要貢獻有以下幾點：
第一，比較全面地梳理了1861年至1949年漢口文化娛樂業的演進歷程，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認識框架；空間上彌補了學界以上海、北京文化娛樂業為重心、地域性研究成果分布不均衡的現狀；同時從一個歷史縱深的角度，考察市場體制條件下作為城市文化產業的近代娛樂休閑產業的發展軌跡，從微觀的層面提供了一個較為典型的區域性研究范例。
第二，從個案考察上升到對后發現代化國家文化現代化特殊性的普遍性認識，為整個中國式文化現代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認識工具。作者在第六章提出了“擬鏡”模型，通過確立“他者”和“翻轉價值判斷”概念，揭示后發國家社會“擬鏡”形成機制以及中西文化交互影響的作用機理。
第三，融合西方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空間生產等理論，明確提出了“公共文化領域”的概念框架，從理論上闡釋了近代文化娛樂業與社會動員之間的關系。本書深入考察了1927年大革命時期和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期的社會動員過程，梳理和歸納出由文化娛樂業、文化消費市場在動員民眾、組織力量、構建文化認同方面所展示出來的功能和作用，并通過提出“公共文化領域”的解釋框架，揭示出近代漢口的文化娛樂業與地方政府及政治精英集團的互動關系以及近代都市社會中國家的“外在規訓”與精英集團的“議程設置”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還揭示了市場經濟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資源及其如何被國家在民族主義旗幟下整合到社會動員體系的運作過程，揭示了國家在公共空間的政治話語是如何建立并運行的內在機制。
但與公共領域理論所強調的社會與國家相抗衡不同，本書著重考察了文化娛樂業的發展對公共空間形成過程、文化動員過程以及新的交往結構的產生過程的作用與影響，指出中國的情況與西方社會的差異，在近代中國，社會與國家存在著積極的互動關系，國家通過組織、制度和文化意識形態引導等社會規訓手段進行社會事務管理。
作者希望揭示大眾文化與公共空間、公共生活的關系。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人物霍爾在追溯西方國家與大眾文化關系的發展歷史時，也指出在現代國家里，國家的統治越來越建立在被擴展了的文化功能之上。大眾文化模式是基于文娛市場的供需機制，在利潤的動機驅動下由私營的文娛場所與演藝團體發展起來的。文化娛樂業的生產者的增加以及消費市場的形成是促進整個漢口文化娛樂業進步的重要因素。晚清民國之際，新公共空間誕生，新式電影院、新式戲臺等新型娛樂場所在漢口大量出現，體現的是文化消費需求的內在張力。
本書提出，利用公共文化設施進行文化空間重組，是現代民族國家一種熟稔的社會管理技術。民族國家意識形態通過隱秘的形式在公共空間中得到充分展示，對人們形成隱性的紀律規訓、觀念教育和思想控制，這是近代都市符號象征系統深入影響微觀層面、進行社會關系尤其是政治關系“再生產”的內在邏輯。
第四，本書向讀者展示了繼承和拓展新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中西方學界都認為，現代社會區別于中古社會，要看是否具有比較通暢的階層流動（中心與邊緣互動）。希爾斯提出“中心與邊緣”理論，認為現代社會要求中心與邊緣有更為密切的互動流通，邊緣開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并進入更為中心的舞臺，現代性則表現為大眾登上文化與政治的中心舞臺。但邊緣群體如何登上社會文化與政治的中心舞臺的具體過程，學界對政治和經濟領域有著較為深入的梳理和描述，但對于文化行業和文化娛樂領域的關注不多。
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出現促進文化史研究的轉向。區別于以往學術界將目光著重于精英文化、國家政治等領域的研究視角，在國家與社會關系整體視野下，學界開始注意到大眾文化的發展變遷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并愈來愈重視對微觀史學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新文化史學派。新文化史學派眼光向下的取向，重視田野文化調查和文化符號，著力揭示社會結構背后的文化因素，聚集和揭示日常生活方式、社會邊緣人物行為背后深刻隱含的社會文化意涵。本書沿著新文化史學的理路展開，受到新文化史學固有研究方式的影響。姜士彬、黎安友、羅斯基所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大眾文化》，就對戲曲、印刷、宗教等作了深入細致的文化人類學考察，以此來揭示大眾文化與國家政權之間的權力文化關系。本書則通過對湖北劇學會、楚劇研究會、漢口評書研究會等娛樂行業組織與漢口市公安局、教育局和社會局等政府機構的博弈過程的具體考察，向人們展示了邊緣群體（被社會歧視的藝人群體）如何借助于日益擴張的市場力量超越其身份障礙，走向社會中心舞臺的過程。這一過程被作者描繪得特別細致和具象，極具說服力，這也是本書的一大學術特點。
從世界范圍內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模式都不是任意選擇的結果，而是與其歷史文化條件有著深刻的邏輯關系，具有鮮明的路徑依賴特征。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社會動員作為連接精英階層與社會中下層的社會機制，成為近代社會轉型變遷的“晴雨表”。長期以來，中國學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將近代社會動員視為政治和知識精英集團自上而下對全體社會成員進行宣傳、說服、激勵和影響的過程，但本書通過對漢口文化娛樂市場的考察發現，近代城市的社會動員實際上是一個以“公共文化領域”為中介機制的上下層互動模式，即精英集團關于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目標和愿景直接作用于微觀的個人意識形態及行為模式，同時又被近代文化消費塑造的個體和中層組織所影響和制約，精英集團社會動員的效率，受制于公共文化領域的功能與結構。這也是本書區別于其他著述的創新之處。
作者：韓永進
來源：中國文化報2023年3月2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