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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是據義構形的表意文字，早期漢字側重體現形義之間的關聯。漢字用形象或意象表達詞義時，必然受到造字者社會經驗和思維意識的影響，而民俗是社會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們從民俗的角度來考察漢字構形的理據，有助于窺見先民構形時的思維意識。

反常凸顯

象形符號不能像圖畫那樣準確地描摹事物形態，在為外形特征不明顯或彼此相似的事物構造象形符號時往往難以區別。為此，先民們想出了一個簡單而又實用的方法——突破常規，出奇制勝，即在描摹詞義所指的象形符號基礎上，增加不合常理的搭配符號，引起人們注意，凸顯目標符號的意義所指。

比如，要為動物尾巴造“尾”字，若單獨畫出尾巴形體，由于文字符號的粗略性，相似的東西會很多，恐怕很難馬上聯想到尾巴義；如果連同某個動物一起畫出，那首先感知的是某個動物而不是尾巴。甲骨文中，“尾”字寫作（見圖1），像人體后邊有尾巴之形，而人是沒有尾巴的，造字者不選擇有尾巴的動物形體作陪襯，偏偏用沒尾巴的人形作陪襯，顯然就是在有意制造矛盾，突破常規，從而凸顯尾巴的表義作用。

這種違背常理的構意之所以能夠收到奇效，其實是有民俗作為基礎的。《說文解字》：“尾，微也。從到毛在尸后。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后漢書》記載，槃瓠的后人“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這說明，西南地區曾有身著尾飾的習俗。隨著異族俘虜變為奴隸，身著尾飾被看作身份低賤的象征，“仆”“隸”的甲骨文字形都以尾飾標明其身份。

以此代彼

象形造字法是對事物形象的描摹，但有些詞的意義很難直繪其形，如身份名詞、時間名詞和形容詞、動詞等，其意義比較抽象，無法描摹出詞義所指事物的具體形象。于是，造字者借助與詞義相關的其他物象來指代目標事物。這種借物寓意的造字法實際上就是關聯思維，體現了造字者彼此借代的意識。

比如，“三皇五帝”是傳說中的華夏先祖，“皇”的身份相當于原始部落酋長，如何表現這個意義呢？造字者沒有采用直繪其形法，而是選取與之相關的物象“孔雀羽毛形”來表示。因為，古代原始部落酋長頭戴“冠”，冠上插有孔雀羽毛，據此，造字者用孔雀羽毛形來表現“皇”這個身份。于是，甲骨文的“皇”通常寫作（見圖2），像孔雀羽毛形；也有作（見圖3），增加一個構件“（見圖4）（王）”。“王”字也是用借代法構造的，即借短柄闊口的斧鉞之形來代表擁有生殺大權的王者。

“帝”在甲骨文中寫作（見圖5）（見圖6）等，像扎成人形的茅草。卜辭中，這個字可以指自然界的神靈，也可以指商王的先祖，均為祭祀對象。古代祭祀時，往往把一種特定的茅草捆扎成類似人的形狀，祭祀時把酒倒在上面，酒滲入其中，就像祭祀對象享用了美酒，這種儀式叫作“縮酒”。《左傳》記載，齊桓公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為借口討伐楚國，即楚國沒有按時給周天子供應用于祭祀的茅草。用扎成人形的茅草代表鬼神享受祭祀，這也是借代。

再如，時間名詞“秋”，甲骨文作蝗蟲形（見圖7）因為古代秋天糧食收割后要大規模滅蝗。基于此，蝗蟲與秋季發生了特定關系，所以借蝗蟲來代表秋天。作為動詞的“禽”是捕捉義，古代捕捉動物常用長柄網，甲骨文作（見圖8），就是借用捕捉工具來指代捕捉動作。這種借助相關事物表現詞義的造字法，往往有社會生活和習俗文化的依托，否則就會不知所云。

情境特寫

有的詞義沒法用單個物象來表現，造字者會通過物象組合創設某種情境，用特寫畫面來表現詞義。比如，“涉”的甲骨文作（見圖9）（見圖10）等形，一眼看去就是一幅古人涉水過河的情景。看到這幅畫面，字形表達的意思清晰直觀，如臨其境。這種情景式構字，有時會再現古代的某種風俗。如“葬”的小篆字形作（見圖11），像把死人墊放在草叢之中。《說文解字》解釋為：“藏也。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周易·系辭下》說：“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這正是遠古用柴草包裹尸體藏于野外草叢之中的葬俗的反映。

又如，“棄”字甲骨文作（見圖12），像雙手將簸箕中的小孩子拋出之狀，這個特寫鏡頭反映的是遠古棄子的習俗。據《詩經·大雅·生民》記載，周的始祖后稷就曾有過被拋棄的經歷。相傳，后稷母親生下他后覺得不吉祥，就要丟棄他，但多次丟棄都沒有讓他失去生命，又抱回養育，并起名叫“棄”。這種棄子現象在古代文獻中有很多記載，應該是在遠古社會中實際存在過的。可見，古人造字有時候只選取生活習俗中的某個畫面或情景來構形，反映了典型創造的特寫思維。

類別歸納

認同別異，對事物進行歸類，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主要途徑。《說文解字》把收錄的9353個小篆字頭劃分為540部，用部首字統帥從屬字，形成了東漢許慎歸納的漢字類別系統。其實，漢字的類別意識在造字時代應該就有了。許慎說：“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依類象形”就是按照事物的共象來繪制形體，任何一個象形字都代表一類事物，而不是事物個體。例如，“木”代表所有樹而不是某一棵樹，這是文字跟圖畫的本質區別。當然，漢字的類別意識不限于“依類象形”的概念類，而主要表現在構形屬性之間的關系類，如“松柏桃李”等與木相關的字都以“木”為義符；“沐狇蚞”等與木讀音相近的字可用“木”為聲符，從而形成“木”義類和“木”聲類等形聲字系統。

草木牛羊等自然物體的類別系統容易感知，思維難度不高，最能體現造字先民思維意識的是對社會現象和民俗生活的類別歸納。如，《說文》的“貝”部共59個字頭，只有“貝賁（見圖13）賏”4個字跟貝殼相關，其他55個字都不是就貝殼實物而言的，而是指錢財或與錢財相關的事項，如“資財貨賦”等為財物，“購貿賈販”等為買賣行為，“賞賜贈賀”等為財物贈送行為，“貸賒贖賃”等指借貸抵押行為，“貴賤”等指價錢高低，“貧賑贏貳”等指財物多少，“賺貪貯費”等指求取或消費財物。這些字的構造都包含“貝”，都被歸入“貝”部，卻又都不是指“貝”這個實物。這便是古人根據古代貨幣習俗對“貝”的社會功能的概括性歸類。《說文》：“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凡貝之屬皆從貝。”可見，“凡貝之屬皆從貝”的歸類標準有兩個：一是與“海介蟲”（海里的帶殼動物）相關的字，二是與“貨貝”相關的字。“貨貝”就是以貝殼作為通貨，相當于后世的錢。古人把與錢財相關的詞都歸為一類，造字時都加上“貝”旁，在文字上也形成一類，這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維和概括能力。

漢字作為自源的表意文字，其中蘊含著獨特的創造智慧，體現了華夏先民不拘一格的思維意識。

（作者：張素鳳，系鄭州大學漢字文明傳承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4年4月7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