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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響詩篇《長城》演出現場
天津交響樂團供圖
8月底，由作曲家張千一、詞作家屈塬創作的“交響詩篇《長城》——為合唱、獨唱與交響樂隊而作”在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演，天津交響樂團以及合唱團、歌唱家、琵琶演奏家在樂團團長、指揮家董俊杰率領下共同奏響時代強音。
主創團隊致力將交響詩篇《長城》打造成繼《黃河大合唱》和《長征組歌》后的又一部愛國主義大型交響聲樂作品，作品自天津首演后，不僅登上國家大劇院舞臺，而且參加了由文化和旅游部、哈爾濱市政府主辦的全國優秀交響樂作品展演并獲好評。多年來，以黃河、長城、大運河等國內重要自然地標、文化景觀為主題的交響樂創作層出不窮，認真梳理總結一部代表性作品的得失，能夠對一類、一批作品的創作帶來啟發。
文藝創作敢于觸碰重大題材，值得鼓勵，要想把這類題材演繹好，對表現對象、思想主題的理解把握必須具有歷史關懷和時代觀照。由詩人光未然、作曲家冼星海在風雨飄零、民族危亡時刻創作的經典之作《黃河大合唱》，熱情歌頌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控訴侵略者的殘暴，并展現了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奮勇斗爭的英勇場面，不僅在當時起到振臂一呼的鼓舞作用，也在一次次演出中不斷凸顯著黃河兒女的英雄氣概。而在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下，主創面對萬里長城時不僅看到了其防御功能，而且看到了“長城兩邊是一家”的包容性、同一性，并將長城所包含的團結一心、共建家園的美好愿景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升華為一種精神象征。“我們希望通過作品思考，在新時代如何面向未來、迎接未來，與世界交流、擁抱。”張千一說。
交響詩篇《長城》擁有嚴謹的藝術結構。張千一表示，作品由總序開篇，第二、三、四篇章與第六、七、八篇章分別聚焦古代的長城與近現代的長城，形成對稱結構，而第五篇章“一根蠶絲有多長”表現多元文化交織，成為一個巧妙有力的軸心與連接。同時，越是描述離當下遙遠的、古代的長城，作曲家所使用的創作手法反而越現代，從而構成微妙的藝術張力。這種創作手段與表達內容之間的對話與間離，對各門類藝術創作來講都頗有啟發性。
不同于一般的交響樂演奏，交響合唱、交響詩篇由于歌詞的助力而更具鮮明的文學性與詩性。屈塬在為交響詩篇《長城》作詞時，注重現實觀照和思辨色彩，既不回避歷史上修建長城帶給人們的苦難，更寫出了自強不息、眾志成城的精神力量。中國廣播藝術團一級作曲莫凡認為，用“聲樂+交響樂”來寫作，借助文學的力量詳盡敘述上下兩千年、縱橫數萬里的長城，是很高明的創意，文學的內涵和現代人的思索令作品豐富飽滿。
動聽的音樂加上文字的宣敘、抒情力量，總能賦予作品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而音樂與文字如何更好地對話，正是交響合唱、交響詩篇創作的關鍵問題之一，總能引發創作者的思考。知名作曲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唐建平認為，中國作曲家受傳統戲曲影響，普遍擁有讓音符貼合漢字四聲發音、力求不倒字的自覺，然而，過于注重不倒字，可能在宏觀上沖淡了音樂個性。“我和昆曲演員交流過，他們演唱時也會出現并寬容倒字現象，對于交響合唱、交響詩篇來說，個別字與整體音樂的平衡需要慎重把握。”唐建平說，“就演出實踐來看，觀眾更在乎現場效果，作曲家充分發揮個人特色或許比強調不倒字的收效更可觀。”
站在觀眾的角度，深刻的思想、獨到的創意總要付諸動聽的音符、美好的形式才能令人感動，唯有打動觀眾，作品的思想價值才能獲得更好傳播，否則，作品一旦無人問津，立意再深刻也是枉然。多年前，中國交響樂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陳光憲就曾分析過中國原創交響樂創作與觀眾存在距離的問題，他認為，有的中國作曲家認為交響樂必須很“現代”，大量使用先鋒、前衛的作曲技法甚至鋪天蓋地地搞“無調性”，聽得觀眾一頭霧水；有的作曲家則手法太過傳統，表現當代生活的力度不夠，同樣也無法打動觀眾。在四川音樂學院原院長、作曲家林戈爾看來，張千一創作過很多既有民族風情又有專業水準，受到群眾熱情喜愛的歌曲、影視音樂，當他帶著這重群眾視角駕馭新思路、新技術，創作《長城》這樣厚重的作品，顯示出常人難及的力量與魅力。
不少作曲家表示，中國交響樂作品的“老三篇”即《紅旗頌》《梁祝》以及鋼琴協奏曲《黃河》觀眾已經非常熟悉，但這遠遠不夠，還需要創作更多能夠讓觀眾接受、熟悉、喜愛的作品。從天津到哈爾濱再到北京，很多觀眾聽過交響詩篇《長城》后，都會由衷贊嘆一聲：“好聽！”或許，這句質樸的評價中，恰恰隱藏著創作的旨歸與真諦。（中國文化報記者 羅群）
來源：文化和旅游大數據 2023-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