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毛澤東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立足點——學習《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
江蓓蕾1，譚燚婕2
（1.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學院 黨委辦公室；
2.武漢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思想方法側重于改造主觀世界，是認識問題、觀察事物的方法；工作方法側重于改造客觀世界，是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兩者實質上是同一個哲學原則即辯證唯物論在不同領域的表現，其中，思想方法更具基礎意義。思想方法決定著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的現實運用和具體體現，兩者是相互統一的。
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建者，毛澤東在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論。他“曾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生動比喻為全黨‘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方法’。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正是掌握和運用這個‘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方法’,認識把握規律、研究破解難題、推動事業前進”[1]。毛澤東將方法比作“望遠鏡和顯微鏡”,受時代條件和具體環境的局限，人的眼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要借助方法這個“望遠鏡”來把握事物的整體面貌，以謀劃長遠發展，要借助方法這個“顯微鏡”來洞察細微事物或事物的細微部分，以駕馭復雜局面。作為一個由相互關聯的范疇、概念群組成的完整體系，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其自身的層次結構和內容，可以分為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具體方法等。第一個層次是根本方法，這是具有世界觀意義的最基本原則即唯物辯證法；第二個層次是基本方法，指的是根本方法的運用和拓展，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矛盾分析法；第三個層次是具體方法，用于觀察和處理特定歷史條件下具體問題的方法，如“解剖麻雀”“胸中有數”“隨時掌握工作進程”“由點到面”“學會彈鋼琴”“兩條腿走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等。
在經典的文本研究中，把握文本意蘊和本真精神，離不開與指導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溝通和對話。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蘊含著濃厚的理論色彩，但其本身并不是虛無縹緲地停留在思想園地的理論構想，而是扎根和服務于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踐，有著自身的產生、形成和發展過程。只有堅持理論依據、實踐依據、文化底蘊和主體條件的結合，才能夠對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進行科學的概括和呈現。
一、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2]相比以往的舊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顯著特征在于其高度強調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性。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毛澤東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解，最重要的是需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內核來把握其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一的整體性。
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以下簡稱《領導方法》),毛澤東首先闡明主旨，“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3]897。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是唯物辯證法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統一關系的應用。一般寓于個別之中，只有深入地認識個別，才能真正把握一般。一般和個別也是有層次的，此處的個別可以是他處的一般，對中央、各中央分局、各區黨委和地委來說，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是個別，但“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也有若干單位”[3]898,也包含著個別。通過對個別具有代表性的局部現象進行深入研究，從中找出事物內部的必然聯系，可以得出一般結論，以指導全面工作。認識到事物自身的個性、事物之間的共性，其目的在于發揮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轉化效應，使這種轉化朝著正確的方向不斷發展。
開展調研，通過“突破一點”,以“一點”到“一般”,取得經驗，再形成普遍指導是實現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重要途徑。《領導方法》里用不同表述說明“突破一點”的具體道路，如“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3]897,“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3]901,集中起來就是要向實際做調研，這種調研不僅是對具體情況的各方面做全面了解，而且是將其放在變化著的發展過程中做動態了解。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決定性力量，也是實現各種創新的主體力量。注重領導和群眾的結合，體現在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把群眾的實踐經驗和實踐智慧升華轉化為新的制度、新的政策等，然后再到群眾中去宣傳和貫徹，轉化為更大范圍內群眾的自覺行動。《領導方法》分析了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在組織、斗爭行動中的關系，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唯物史觀，既通過正面論述和反面推理，充分講清楚了應當怎么看，又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明確指出了應當怎么辦。注重領導和群眾的結合，還體現在發揮領導和群眾兩個方面的積極性，并將之匯聚形成一股磅礴力量，不斷推動工作。領導骨干的積極性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一個都不能少，若無前者，則后者“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若無后者，則前者也會淪為“少數人的空忙”[3]898。
《領導方法》還提到了中心工作和非中心工作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將矛盾分析法運用于領導過程中的一種現實化、具體化的顯態。矛盾普遍存在，不同矛盾所處的地位、對事物發展所起的作用不同，要有所區別，抓住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發展起決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善于抓主要矛盾，就是思考問題、部署工作時要綜觀全局，把上級要求和本單位實際結合起來，把工作需要和群眾意見結合起來，從中找出起主導作用的、能夠影響和帶動全局的重點工作作為當前的中心任務。”[4]領導工作不僅是有層次的，也是有主次的，雖然中心工作可以隨著形勢發展的需求而有所調整和轉移，但對于每一個具體地區的每個特定時期來說，中心工作只有一個。明確中心工作并非單兵突進，不能將其無限放大置于壓倒一切的位置。抓主要矛盾的同時，堅持用全面、系統的眼光統籌全局，分好輕重緩急。
二、立足于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踐
方法作為主體根據一定的目的對對象施以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所運用的途徑、法則。一方面，方法和目的不可分離。方法為目的服務，沒有無目的的方法，任何方法作用于對象都會產生一定的結果，目的決定方法的實施，方法影響目的的實現。另一方面，方法的形成和運用并不是既成的、自在的，而是在其對象性關系中產生的。方法要發揮作用，必須與對象相互作用，沒有對象就無法實現目的，方法也就無從談起。對象反過來也制約著方法的發展和完善，正是方法實施的對象性活動過程塑造了方法的意義。“面向現實是理論研究的價值指向和理論歸宿”[5],無論是方法本身的系統性，還是系統化的學習方法，若無法回應現實中面臨的需求和問題，那么在具體革命中方法也會變成教條和本本，必須用實踐作為核心范疇來處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歸屬問題。這里的“實踐”并非一個實體概念，而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思維運動的規則。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是從現實的人類社會出發，通過人與世界的交流與互動形成對象性知識，以既定的觀念和理論為指南，在可預見的結果中形成可行性方法，再回到實踐中加以檢驗、完善和創造。這是一個不可分割、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過程。源于對人的實踐活動的現實思索和經驗追問得來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經形成并確立，便反過來制約現實的人及其所采取的實踐活動。對于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不能僅從單純的哲學理論標準來審視，更要從其對中國當時的革命運動及其具體實踐的指導意義來作評述。
1942年，中共中央在黨內開始整風運動，主要整頓黨風、學風和文風，進一步批判教條主義錯誤，端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毛澤東作為黨的重要領導人，他提出的聯系中國革命實際，學習馬列主義思想已逐步得到全黨的認同。《領導方法》作為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在領導實踐領域的典范，其中既有結合對1942年整風經驗的總結，在具體的境遇中揭示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原則的真諦和運用技巧，又注重用通俗、活潑的語言在詳實的例證中，凸顯科學的領導方法在與實際結合中的自主性與能動性的特質。
可以說，善于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就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領導方法。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體現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各個領域，是他對從事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經驗的寶貴總結。他尤其善于用理論來說明實踐中遇到的需求和問題，借助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去反思、蒸餾和升華中國革命中的成敗得失、經驗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轉化為可行方法來指導具體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理論、創新方法，將實踐中形成的豐富經驗和理論成果提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三、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
認識主體總是會受自身文化的熏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毛澤東的認識活動蘊含著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底色。透過中國先哲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經典論述，可以深入地領會到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之間的相契關系。
西方思想家對事物間關系的認知往往強調主客二分，而中國古代哲學家大多把宇宙萬物視為一種有機的整體存在。宇宙萬物所構成的場域或結構形式是無限延伸的，世間的萬物并不存在絕對的斷裂和界限，而是相互貫通和相互感應，這在中國哲學中表現為大、全、一等概念，普遍聯系的萬事萬物在時空中表現出超越于自身有限之外的無限的特征。整體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它對宇宙萬物的大系統來說，集中表現在“天人合一”;對人類社會來說，集中表現在“天下一家”;對個人道德修行來說，集中表現在“知行合一”。
孔孟之道，“仁也者，人也”[6]。仁當為人之本，做出了應然與實然相統一的最大程度的規定性，“有真人而后有真知”[7],作為同時代的道家莊子使其有了認識論上的突破。而后，又有王守仁提出，真知必有真行，真行也必有真知，將其實踐論上的合理性予以明確，他將理論上的知、行具體化為側重踐履的格物、致知，“始”與“成”不在于“知”和“行”兩者時間上的先后關系，而是強調“知”和“行”的和而不同而又殊途同歸，兩者不相分離，兼具“千里之行”與“足下之始”的雙重意蘊。“知行合一”是“天人合一”實現的過程，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實現人之至善之天性。
毛澤東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僅提供了方法論，同時也是行動的指南，其正是在知行合一中開辟了中國革命新道路，堅持了實事求是，實現了為人民服務。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不單是手段、工具，更是蘊含著人的能動性、客觀性范疇，既是反映客觀存在的思想形式，受主體因素的直接影響，又制約和引導著主體的思考和實踐活動。一般和個別相結合本身，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把握和分析具體變化、不同條件，將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認識關系現實地建立起來，完成由想法到做法、由能做到做成的飛躍。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也正是在知行合一中將一切為了人民的價值落實為現實的行動，通過不斷依靠群眾，實現一個個階段性目標和任務。
四、立足于毛澤東本人的成長發展歷程
要探究毛澤東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形成何以可能、意義何以重大，還要把理論依據、時代背景、文化底蘊和個人條件結合起來，以毛澤東本人的成長發展歷程為線索，聚焦思想主體的自身特質來研究，從其方法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研究，系統看待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如何在歷史活動的熔煉中一步步鍛造出來并得以充分發揚的。
扎實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功底是毛澤東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的基本前提。早在《商鞅徙木立信論》中，毛澤東就運用高超的思辨思維分析了國家、百姓和法令三者的關系，當時還得到湖南省立一中國文教員柳潛先生的批語，稱此文具“哲理知識”[8]。從積極投身辛亥革命、經歷“五四運動”再到領導湖南自治運動等，一系列現實政治運動不斷推動毛澤東朝著馬克思主義思想方向迅速前進，并使之成為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而后，他認真鉆研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延安時期，毛澤東重視推動學習，研讀馬列經典著作，注重對求實精神的推崇，親自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講授哲學課。一方面，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為我們堅持和發展毛澤東哲學思想提供了與時俱進的豐富思考與內容；另一方面，這些思考與內容也從毛澤東哲學思想本身不斷深化和推進著我們對毛澤東方法論的理解和把握。
真摯的為民情懷是毛澤東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的出發點和源動力。方法總是基于主體之立場和目的的自覺選擇。立場不同，得到的結論也大相徑庭。立場問題，即“為什么人”的問題。毛澤東誕生于湖南韶山一農民家庭，幼時在私塾接受儒家傳統文化教育。1910年，16歲的毛澤東在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接觸了《新民叢報》等倡導變法的思想。1913年，毛澤東就讀于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受到楊昌濟先生的影響，這些早期教育以及對新思想的追求注定他將成為一名從群眾中走來的偉大領袖。1922年，他便提出了農民“生存權”的根本問題，致力于使農民免于饑餓和貧窮。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領導方法，“不僅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領導方法的科學性，更重要的是，它宣示了共產黨人領導工作的價值導向，體現了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利益的偉大使命感”[9]。《領導方法》中強調的“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個體經驗”“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推動很多干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3]898-901等也都是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的生動體現。
強烈的主體意識是毛澤東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的內在根據之一。主體意識主要表征人在不同外部環境中所秉持的對主體和環境的態度，它肯定人作為主體的地位和價值，認為人不是被動地服從于環境，任環境所擺布，而是具有支配自身活動進而改變環境、實現主體目的和理想的能力。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自身在社會發展中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擔當，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領導方法》在最后專門補充了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很多細節問題，需要各地同志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3]902,用科學的領導方法克服“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3]902,充分肯定黨員干部的能動意識對提升領導本領和彰顯領導才能的重大作用。
在整個成長和從政經歷中，毛澤東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感性經驗和理性認識，這些構成了一個連續完整并不斷上升的認識過程，而認識指導著實踐，同時又在實踐中得以檢驗和發展，為其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要言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和毛澤東本人的成長發展歷程是把握毛澤東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四個緊密結合的立足點。《領導方法》作為毛澤東領導思想成熟的經典之作，也要從這四個角度加以全面審視，才能更加系統地把握其中的微言大義。
“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10]每當黨提出新的偉大任務時，總是向全黨提出解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要求。“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改造世界的武器，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科學方法論。”[11]把握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學懂弄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巨大的指導和啟示意義。新時代新征程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豐富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并在新的時代背景中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理論淵源、文化賡續、現實訴求和個人條件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加以研究同樣很有必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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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南都學壇》，2024（2））